最後麥兜哭著說出原委，麥太突然覺得有一種被人欺負的感覺。於是她跟麥兜說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可以吃雞了，就算你以後科科拿H都無所謂。第二天就帶著兒子返內地，要闖一番事業。

麥太麥兜究竟被誰欺負了呢？

最近在讀捷克作家赫拉巴爾（Bohumil Hrabal）的小說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，裡面有這樣一段：

「回到布拉格郊外時，我買了些小香腸，吃的時候我不禁嚇了一跳，因為我用不著把小香腸送到嘴邊，下巴頦兒一低，小香腸便已碰到了我滾燙的雙唇，我把小香腸放到腰際，低頭一看又吃驚地發現小香腸的下端幾乎觸到了我的鞋子。我雙手拿著這根小香腸仔細看了看，又確實看到這根小香腸是正常的，這麼說，近十年來我變矮了，縮小了。」（大塊文化出版，頁38）

所謂專家，是指精於某種學識或技術的人。《國語辭典》引例《清史稿˙卷四八零˙儒林傳˙序》：「孫詒讓之於周禮，陳奐之於詩，皆專家孤學也。」專家與孤學並置，可見專家所擁有的學問應該是珍貴而罕有的，絕非道聽塗說泛泛之言。

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在其著作《規訓與懲罰》指出，現代文明透過工業制度、法律條文和道德感化（如認為「打人畢竟都是錯的」）等技術，實現對人體的規訓，令其變成「柔順的身體」（Docile Bodies），馴服而聽話，更重要的是遺忘最原始的暴力本能，同時被告知使用暴力將會受到懲罰。在種種社會約束下，大部分人都已經捨棄身體的暴力，從而選擇一種「文明」的暴力－語言暴力，重新體現對他者的傷害。

「從前他跟她說過，在學校裡讀書的時候，星期六這一天特別高興，因為期待著星期日的到來。他沒有知道他和她最快樂的一段光陰將在期望中度過，而他們的星期日永遠沒有天明。」

--《半生緣》

張愛玲的文字，一貫的蒼涼。 蒼涼是因為失去了期望。

記得7月到日本旅行，在京都一帶溜達，在一間店舖前見到一名男子停泊單車時，與路邊的單車碰在一起，他正吃力地同時扶起兩架單車。見狀自然上前幫忙，但那男子毫不領情，更眼神不客氣地表示不需要幫忙。

當時覺得奇怪，日本人一般都是禮貌周周的，為甚麼那名男子會這樣無禮呢？ 

直到看了1946年初版，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剖析日本人性格及文化的名著：《菊與刀》後，才恍然大悟。書中〈第五章：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〉指出，日本人重視「記恩」與「報恩」，譬如說老師是幫助自己成長過來的人，因此學生對老師負有特殊恩情，將來對方出現困難時必須加以援手，甚至在他們過世後，照顧其親屬遺孤。

由於對恩情的重視，對日本人來說，受人之恩絕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。尤其是同輩或陌生人突施的援手，他們甚至會覺得討厭，因為這樣的恩情難於回報，而負恩又會被視作羞恥的事。明治維新之前，有一條法例正好說明這一點：「遇有爭端，無關者不得干預」，大街上發生的事情，除了警察外，其他人都不應干預，因為插手就會令別人背上恩情，也會被誤會是想從中取得好處，因為明知對方必須要報恩。 

佛曰：「愛故生怖，愛故生憂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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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躺在午後的洪聖爺灣沙灘上，滿目晴空盪漾，遠處浮動著一隻風箏，不遠處也浮動著一隻風箏。

讀到上面一段文字，你有何感想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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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你閱讀侯孝賢〈珈琲時光〉的影評，你會駭然發現原來該片與Roland Barthes竟有密切的關係，你必須具備相當的符號學知識才能解讀，或者通過閱讀這篇影評，上一課符號學入門；而針對〈NANA〉角色的評論，卻會牽涉到Laura Mulvey於1975年發表的論文：〈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〉（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），倔強獨立的NANA如何瓦解男性和鏡頭的凝視（gaze），但當她最終撲入男友「蓮」的胸膛時，又不幸再次掉進強大的「菲邏各中心」（phallogocentric）裡面了。

然後，忽然間王菲變成了女性主義的發言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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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黑社會〉的主題是「愛兄弟，還是愛黃金」的疑問，而問題的答案，就是任達華將那塊石頭砸向梁家輝時，沒有說出口的那句潛台詞：

「佢天真？你比佢仲天真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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